关于生育问题的一些思考

从主观原因上分析大家为什么不想生孩子了？以及接下来能怎么做？

当我们处在人生的某个年龄段，环境的影响也好，自身的感受也好，都会让我们去思考生育方面的问题。我最近几年也会接受这方面的信息，试着寻找前进的方向。前几天在一席看了一个演讲，感觉不错，借此机会复盘整理一下相关问题。

演讲内容

演讲主题是探讨生育率低下的问题，主讲人是复旦大学的哲学教授谢晶。哲学教授所从事的当然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的研究，她认为虽然生育率下降有一定的客观原因（环境污染、失业率、贫富差距等等），但是公认的社会问题背后人们心中的观念和思想可能是更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这个思路我同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是驱使人们行动的原因。

主观原因中，一个常被人提起的说法是“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这一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同样能观察到。为什么仅涉及女性？因为两性在生育任务上存在不平等，这是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将主要发生在家庭场域中的，包括生、养、照料、清理等在内的活动统称为“再生产 (reproduction)”，这一称呼是因为马克思将家庭之外（市场）的活动称之为“生产”。传统社会中，“再生产”活动主要由女性承担。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教育程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投身生产领域（市场）做准备，女性也希望像男性一样参与生产活动。但与此同时，“再生产”的任务并没有立刻被男性分担。因此，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新的模式的不平等。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是日本的上野千鹤子，关于再生产的详细介绍可参考千鹤子老师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

OK，既然不平等是阻碍，那么通过平权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是不能。作者举例了部分发达国家平权方面做的非常到位了，生育率也确实拉升了，但是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还是达不到保持人口更替的 2.1 的要求。因为平权有个短板，那就是它只能扫除障碍，但不能解决内驱力不足的问题。

我们对于生育这件事情越来越无知

作者认为生育内驱力缺失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于生育这件事情越来越无知。首先，关于再生产的事情，学校不教；而家庭教育，越来越成为学校的延伸和同谋，也不教。作者以自己为例，一直到开始做母亲，对于生育的一切、生育养育的身体的情绪的变化、如何做一个母亲，一无所知，以至于常常让自己处于一个措手不及，并且需要自己去琢磨的状态。

和无知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生育的过程当中，生育者本人越来越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生育的过程常常变成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专家做主的活动。生育靠医生，养育教育靠各路专家。当然可能的原因是为了提高安全和效率，但即使知道这个原因，我们也不必要处于如此不知情和如此被动的状态。作者认为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生命政治”。它要求能够人体像生产线上的产品一样合格、有效用、顺从，使得它具有的一切潜力都更容易被榨取。我们现在放在口头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的说法，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对于生命的机械化和工具化。

生命政治的说法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他提出，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生命本身成为国家权力的展开场所。“新时代”的国家机器变成了生命的管理者和规训者。

此时大家应该有一个疑问：生命政治的初衷，对于生育的全方位接盘，难道不恰恰是为了让人们按照国家所需要的方式去生育吗？为什么我要说，生命政治所造成的生育者的无知和被动，反而会令出生率不受控地下降呢？因为生命政治要奏效，是在人们，尤其是女性没得选的时候。在我们有的选的时候，会倾向于选择自己有所了解、能够构想，觉得能够驾驭，甚至于已经有丰富经历的活动。

我们正在用福特主义养育下一代

生育内驱力缺失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越是接受现代公共教育，就越是认为“再生产”活动是没有价值的。

现代教育在教我们什么呢？尽管我们的孩子每天在学习的内容看上去很丰富，科目很繁多，但实际上现代公共教育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很单一的，它聚焦于我们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分类、计算的能力，以及对于各种因果关系的掌握。这些能力可以被统称为“工具理性”，它主要适用于我们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而不那么适用于反思的活动。福特发明了一整套适用于生产线上的大规模生产的管理模式。但是福特造的是车，不是人。可以高效造车的福特主义是否适用于“造人”呢？当然不能，因为活生生的人的需要，包括刚才所提到的睡眠、情绪或情感，是彼此不同，且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变化的，这些需要无法被标准化、被量化、数字化。工具理性令我们胜任单一的、分门别类的、可标准化的任务，而养育照料需要同时兼顾到不同类型的任务，例如喂养，安抚，陪伴自理能力还不够的孩子和老人，打扫和整理；相比推理，他更需要共情；与量化的操作相反，他更需要敏锐地感觉到不同的家庭成员在每一个时刻都彼此不同的需求。

现代社会的分配正义也是建立在工具理性至上的原则之上的，也就是说，越是需要工具理性的工作，例如金融、法律、技术研发这些行业，得到的回报也就越高。换句话说，工具理性是最大的文化资本，它与经济资本的汇率是最高的。因此我们才会将教育称作“投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再生产这个概念，恰恰是要提出这样一种批判：再生产没有回报，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的一种最大的分配不公正。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无限循环：再生产得不到回报是因为它不产生 GDP、不产生任何财富，因此大家就认为再生产活动不应该得到回报。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无偿的活动。

如果大家都认为“再生产”所需要的那些能力没有“生产”所需要的那么难能可贵，没什么技术含量，再生产者被视作没有什么能力的人，那么一个人在从事再生产时的自我认同与从中所获的成就感是非常低下的。这才是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下的最深层原因。我有能力去工作，去获得高成就感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去做只能获得低成就感的事情？

演讲的最后，作者并没有简单的下结论。而是发散了思维，提醒我们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没想到，例如探索更多的生育养育的模式、公共教育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建立更公平公正的分配模式等等。

充分地肯定再生产的价值，充分地肯定并回报再生产者是一件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具体如何去做，确实是值得大家深入探讨的。

给我的启发

演讲中提到的问题我几乎都有接触过，两性在生育任务上的不平等、生育知识的缺失、工具理性金钱至上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等等，这一切都让我对于结婚生子这件事情变得迷茫。趁此机会我可以把这件事情捋一捋，不只是想法上，最好是有一些实操性强的一些建议，也就是具体如何去做。生育是个大问题，涉及政府、教育机构、个人等多个层面，本文仅从个人角度探讨。

两性在生育任务上的不平等

指望着政府提供更好的育儿支持和福利制度可能性太小了，所以大部分只能从自身出发了。首先就是必需打破性别的刻板印象，家庭中的事务就应该是夫妻两人公共承担的，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之类的说法，旧时代的思想已经不适用了。考虑到妻子已经需要承担大部分的育儿责任了，所以丈夫应该自动承担更多的其他家庭事务，其中大头自然是各类家务劳动。每天重复的做家务劳动是很累人的，需要现在平时就需要练习，做做饭啊打扫打扫啊，找到一些操作或是时间安排上的技巧。同时让自己熟悉这个情景，家务劳动作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应该划出时间来处理。但只要是人干活就会感觉累，所以不想干或者干不过来的时候，可以考虑外包出去一部分。请保姆的话，一是贵，二是家里多一个陌生人会不自在。在智能家居火热的现如今，不如花些钱使用一些智能家居产品，洗碗机啦、扫地机器人啦来帮助化解一部分劳动。

生育知识的缺失

首先，这类知识我到现在都是缺失的……

像其他学校和家庭不教的知识一样，这类知识是需要自学的，阅读相关书籍和资料、听听在线课程和讲座、特定的某些生育知识可能需要咨询医生和专家。生育知识涉及两方面：生理和心理，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只有生理知识，小孩子的吃喝拉撒；其实心理方面的同样重要。人的情绪情感不像计算机，无法被标准化、被量化、数字化。这一方面尤其需要去感受和练习共情能力，学习与人相处的技巧，也许可以学习一些前人已有的经验。这里可能会涉及原生家庭的影响、亲密关系的相处，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

工具理性

在刘擎老师的书里也看到过关于“工具理性”的介绍，人们总是在感叹于社会的迅速发展，什么飞机高铁轮船大炮，医学芯片航空航天。这些东西确实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越是进入现代社会，人们活的好像越不幸福，越是进入一种高科技低生活，类似赛博朋克的状态。这说明社会的发展是偏颇的，畸形的，人们不知不觉的陷入现代的牢笼。

你我同样深处牢笼。一方面做着资本家手下的打工人，被鞭打着强调着效率第一实用性第一，享受着现代社会医疗、教育、文化的便利；另一面又可怜自己匮乏的精神世界和亚健康的身体状态，想寄情山水，享受安静惬意的田园生活。可大环境一旦形成，个人想去超越是极其困难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突。但它不是那种既要又要的冲突，是有解决方法的，只是比较难。这也是我想转独立开发，寻找远程工作的一个动机，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这件事处理起来可能比上面两件的周期都要漫长。

以上提到的几个想法可能比较粗浅，这只是一个开端，我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持续的思考和行动（笔记软件早已新建文件夹 😐），希望本文能对你有所启发。